关于家谱内容记载范围以及表述方式

吕忠平

　  何谓家谱的“书法”？家谱的书法可分为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书法是指家谱表述内容的书写规则，广义的书法则同时包括对家谱内容记载范围的规定。家谱的书法，是凡例的重要内容之一，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家谱内容的记载范围以及它的表述方式。有关家谱的内容范围的规定，说的是需要记载什么；而怎样表述内容，则是家谱的具体书写规则。家谱的书法，大量运用于家谱的主体内容——世系图录之中。

　　（一）

　　那么，家谱的书法主要有哪些内涵和特点呢？

　　1.专用词语。家谱记载人物时，常常会使用字数不等的词语，以区别人物的身份或状况。比如对人物的称呼，记录的用词就有严格的规定。以丈夫之配偶为例，可分为原配、续娶、妾，分别书写为“配”、“续”、“侧室”。在继嗣问题上，书“继子”者表示以本宗之子为嗣，书“抚子”者表示所立嗣为异姓之子，书“寄子”者表示系跟随改嫁母亲来的并还未立嗣的异姓子。又如对女子的婚姻状况，已嫁书“适”，许配书“字”，未许配书“待字”。甚至在墓葬上，也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措词加以区别，例如子孙从祖、父葬书“祔”，妻从夫葬书“合”，弟与兄同葬书“并”或“同”。这些特定的词语，多用于记载特定的人物，表明被书对象的尊卑与亲疏状况，在家谱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各有含义，不可错用。此外还有一些词语只是单纯地对同类情况加以区别，无关尊卑亲疏。如对迁居在外的族人，在同省的书“迁”，异省的则书“徙”，以此区分地域的远近。中国史书中也有采用专门的字或词以示对人物事件的褒贬，宣扬王权与华夏的“正统”史观，即所谓的“春秋笔法”，如本国之臣杀君称“弑”，他国之臣杀君称“戕”，南方的少数民族称“蛮”，东方的称“夷”，北方的称“狄”等，但总体上，这些词语仅使用在少数的对象之上，施用面不广，出现的绝对数量不多。然而在家谱中，这个现象特别突出，称得上无处不有。特别在世系图录中，由于纂修者在记述每个族人简历时强调尊卑亲疏关系，导致这些词语充斥其间，比比皆是。

　　2.特定形式。家谱的书写形式多种多样。其中很多是特定的形式，纂修者针对某种特殊的情况，预先拟订书写形式，以此套用于被书对象。比如有些宗族规定“妇人改嫁不书”，即在其丈夫名下不书其人。但她如生有子嗣，则在其子嗣下用小字注明“某氏出”，以示“子不可无母”。这种在子嗣下小字注“某氏出”的格式，仅限于有子嗣的改嫁妇人，是一种针对“妇人改嫁不书”的变通处理方法。家谱中有很多类似情况，各有其具体的书写形式。如高学诚主修的《［江苏江阴］澄江高氏宗谱》（1918年敦睦堂木活字本）中，族人有为盗贼者，谱中即隐去其名，并且行文中空一格以示惩戒。有个别的家谱花样更多。有时为了更清晰地表述，或者采用图表的形式，但图表中也会用文字说明具体情况。即使是缺笔，古书中虽也有，然多用于避尊者、长者等之讳，为了示敬，没有恶人缺笔的书法。

　　3.内容次序。家谱纂修者比较讲究家谱内容的次序。家谱所载的各项内容如谱序、凡例、诰敕、祖先像赞、坟墓、家法族规、契约文书、世系图录、传记、艺文等的排列先后，以及具体某项内容的叙述次序，都有一定的章法。也就是说，家谱内容的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的表述在编排或撰写的次序上，有个此前彼后的问题。在各项内容的排列上，《［广东南海］南海九江朱氏家谱》将家谱的内容分为六部分，以宗支谱列于首，其次为恩荣谱，再下依次为祠宇谱、坟茔谱、艺文谱、杂录谱。之所以将宗支谱列于首，是因为从中“讳字有可稽，昭穆有可考”，①其内容最为重要。而在具体叙述某项内容时，先书写什么，后书写什么，也有一定的规则。尤其在书写族人生平简历时，更加注重内容的先后次序。以人名记载为例，清傅稻香纂修的《［浙江萧山］萧山章氏家谱》（清同治七年永思堂木活字本）规定，名、行及字的书写顺序是：“名则首书，次书行，次书字。”而有的家谱书写的顺序则为首名次字次行。清代学者纪昀纂修本族家谱时，分得更细，书名书字的顺序在不同的类目中有先后之别，世系图录中皆先书名，“佚名则字，佚字则次第（排行）”，但在叙述之文如序、传记等中，则“皆书字，佚字则名”。②清韦绍康等纂修的《［广东中山］香山翠微韦氏族谱》（清宣统元年传经堂铅印本）在撰写人的生平时，起先将职衔书于字号之前，后来则参照了他族家谱之例，自19世以下，把职衔移到了字号之后。

　　4.避讳。以往纂修者一般不将避讳视为书法。其实避讳也是一种书法，而且是纂修家谱的一个重要书写原则。避讳的对象可分族内避讳和族外避讳两类。族内避讳主要是子孙起名时须避同族长者之名讳。后人之名如与先世、长辈之名相同，应遵照“改卑不改尊，改生不改没，改少不改长”的原则改换。改字的方法有多种，有以同音字代替的，也有以同义字代替的。有些家谱只限五世以内避讳，因为五服以外亲尽而无需改名。这一类避族内长者之讳是家谱避讳的主体，编修时必须严格执行。如果名字相同而不避，一则冒犯祖先和尊长，二则同名相混无以辨尊卑昭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字辈”，即每一代人在“字辈”表中都有一个字作命名之用。字辈的出现，降低了起名时同名的概率，只要严格遵守，完全可以避免与长辈同名，而且族人见其字辈便知其人的族中辈份。族外避讳则多避御讳、庙讳、圣讳以及历朝国号。少数宗族对前代的名臣大儒以及本朝大臣的名字也“一体敬避，不得姓名全同”。③个别宗族避讳延伸到普通名词，如“天圣”、“皇帝”、“开国”、“开运”、“龙飞”、“乘龙”、“万年”、“千秋”、“御极”等字，这些文字“俱干例禁”，④起名也应避之而不用。

　　5.记载范围。哪些内容应该书写入谱，哪些内容不应入谱，对于纂修者来说，在修谱前必须明确。如果说上述所论的“词语”、“格式”、“次序”、“避讳”属于家谱的狭义书法范畴，那么有关家谱记载的范围和内容的规定就是家谱的广义书法。对于家谱记载的范围，纂修者讨论较多而且关注程度较高的是人物的取舍。换而言之，就是哪些人必须修入家谱之中，哪些人不得入谱。这是宗族修谱的关键问题，绝对不能含糊不清。通常对不得入谱的人有这样的限定，即凡是异姓、乱伦子、奸生子、出家为僧道者、被革族者、盗贼、有辱祖先者（如鬻身为奴等）、下堂之母、卖谱者等，皆不得书写入谱。前人对不得入谱之人做过归纳，明清时曾有“谱有六不书”的说法，即“弃祖”、“叛党”、“刑犯”、“败伦”、“背义”、“杂贱”，凡有其一者，皆削而不书。与“不书”相反，对于“忠烈节孝”、“曾任文武官员”、“缙绅”、“性行优良”、“好善乐施”等族人，则认为必须撰写入谱。由此，“谱有六详”之类的条规也就顺时而出了。民国时刘维潘所修的《［湖南醴陵］醴南田心刘氏八修家谱》（1943年敦伦堂木活字本），在凡例之外单独立有《书法》一篇，共有规则十七条，其中“不书”和“必书”的条款占九条之多，可见此问题在修谱者眼中的重要性。宗族在入谱人物的标准上严格把关，直接导致了家谱的另一个纂修特点的形成——“扬善隐恶”，即纂修者对族中的“善”的一面、能够光宗耀祖的人和事不厌其烦地大书特书，而于有辱宗族或有损宗族名望的则略而不书。所谓的“扬善隐恶”书法，关键在于“隐恶”。“隐恶”分两种情况，“小过则讳。大过如恶逆、渎伦、鬻谱、认非族者，削”。⑤除了人物入谱的标准外，宗族在讨论家谱应记载什么内容上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定，譬如宗族的居址必须写明，族人迁居外地者也需注明，立继之子在其生父（“所生”）和继父（“所后”）两处都须书写，等等，涉及之面甚广。

　　每部家谱都是在一定的纂修规则之下进行纂修的。上面所列的书法，无一例外，在纂修家谱时必然都会涉及。无论纂修者在家谱的凡例中是否道明，都不能违反这些规则。

　　（二）

　　相较其他史书，可以看到，家谱的这些书法并不完全为家谱所独有，如有关专用词语、内容次序、避讳等的书写规则，在普通的史书中都可遇见。但尽管如此，家谱书法的一些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就专用词语而言，虽然其他史书也会使用，但家谱中使用频率之高、所涉对象之多，就远非他书可比。何况家谱独特的扬善隐恶的纂修方法，以及别具一格的书写形式等，在中国史书中更是独树一帜，为其他文献所无。

　　家谱之所以具有这些特点鲜明的书法，有其内在的原因。

　　众所周知，私修家谱除了少数的统宗谱、联宗谱外，是以一个宗族为记载对象，记载的是某一个区域（多为村落）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宗族，它的基本功能是“尊祖敬宗收族”。因此，家谱纂修者必须使家谱具有这个功能。一个根本原则是确定的：凡是有助于宗族收族的内容，就应纂修入谱；反之则需删除或不书。民国五年，褚敬鸿等纂修《［山东枣庄］兰陵褚氏家乘》（916年石印本），由于旧谱中的纶诰、记传、志状，原来为子孙自费所刻，现在宗族衰落了，已无力再刻，其中“孝弟节义可法可传”者，可能因此失传，于是决定“动公项刻入，阐幽扬善”。褚氏选择了“孝弟节义”的内容，动用族产刻入谱中，是因为此项内容“可法可传”，不仅能光大门庭，对族人也有正面的教育作用。正因为家谱有强烈的收族预期，宗族在修谱之际，也一定会在书法上找寻各种办法，以增收族之效。那么怎样通过书法来达到这一目的呢？宗族纂修家谱，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任务是维护族内的等级制度。而在封建社会中，儒家的学说尤其是程朱理学，是维护宗族家长制最好的理论依据。儒家的三纲五常，特别是其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长幼有序、弟恭子孝，以及节妇义夫等理念，为各个宗族所竭力倡导，并将此作为族人行为的道德标准。家谱中频频出现的“配”、“续”、“侧室”，以及“袝”、“合”、“并”等词，都是在强调宗族内部的尊卑等级。避讳的“改卑不改尊，改少不改长”的原则，也是建立在尊卑等级的基础之上。在书写生母和亲子之时，所谓“庶子不书所生母，统于嫡也；异母之子不分载，统于父也”⑥之类的规定，宣扬的则是嫡庶、夫妇地位高低的等级思想。有些宗族纂修家谱不书妾室，妾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被允许入谱。清蔡琰等修《［江苏吴县］洞庭东蔡宗谱》（清乾隆五十八年木活字本）称：“旧谱妾有子者，往往遗而不载，于理末惬。今妾概称侧室，无出者不载，有子女者并载，重其出也。无子女而守志，及能字正室子者，亦载，重其人也。”再如娶妇，根据所娶之女的娘家地位，在书写时也有区别，“如绅衿子女则书乡书都书甲书地书姓书职名庠名，古户世戚则书姓名、地名、都分，小户则止书姓不书地名”。⑦同样，在“六不书”和“六详”人物入谱与否的标准上，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儒家伦理为标准，凡有违于此的，皆删而不书。就连书写族人的名字和生死，尊卑、善恶也是用类似的书法表述的。纪昀在《景城纪氏家谱序例》中，将族人分为三等，书写时分别称名、某公或字，“十五世以下皆名，卑乎我也；十三世以上曰某公，尊也；十四世则惟字，齐乎我也”。韩寰康等纂修的《［浙江萧山］萧山湘南韩氏家谱》（清乾隆五十六年木活字本）在书写族人去世时，正常人书“卒”，犯忤逆不孝、寇乱盗贼、乱伦兽行者皆书“死”，以示惩戒。这些带有区别尊卑身份、地位高低和寓意褒贬的书法，在宣传封建伦理、维护族内等级制度和男权地位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甚至当他们的纂修理论与现行法律发生抵牾时，在宗族一方看来，是非善恶的评判当另有标准。比如陆鸿模等纂修的《［浙江江山］衢江下睦陆氏族谱》（清光绪二年木活字本），凡族人“死于非命者不书。若死王事、报父母仇者，则书”。人死各有其因，按照常例，凡族人犯法者，理当谱内除名，但此人为父母报仇而死，尽管他已触犯法律，却可破例书入谱中。

　　所谓的“扬善隐恶”书法的出现，与很多专用词语一样，也是为了收族。中国史学家历来有个良好的传统，即主张修史应“秉笔直书”。司马迁撰《史记》特为“酷吏”、“佞幸”立传，为以后的正史所效仿。方志和其他的史书也莫不如此，善恶皆书。他们修史的用意是“以史为鉴”。因而在封建社会，新王朝建立之后，有撰修前朝历史的习惯，即所谓的断代修史，其主要目的是总结前朝兴衰的原因，寻找其中的规律，供当朝皇帝借鉴。然而家谱却不同，它的宗旨却是收族，凡是有利于收族的，则采而用之。因此在内容取舍和记载范围上与正史、方志不尽相同，只书好的一面，对恶的一面隐去不写，这是宗族修谱的自然选择。家谱纂修者对有关“不书”和“必书”极为重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书法特点。在中国有史记载的历史中，也有“为亲者讳”一说，但还没有哪一种史书会像家谱那样，开诚布公地宣称自己只撰写善的一面而隐去恶的一面。何以两者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前人分析个中的原因说：“史兼劝惩，美恶并书。谱言劝不言惩，故称美不称恶。《春秋》为亲者讳，厚之至也。”⑧

　　家谱是出于民间的史学著作，除了它所记载的内容为社会基层的宗族历史外，编纂者也是本族族人，而且大多为粗识文墨的普通人。现存的中国家谱数以万计，名人或文人墨客修谱并不多，在家谱总数中少之又少。这些普通的修谱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甚了解，文字表达能力也有限，于是就难免会在编纂家谱过程中存有某些不足，从而留下一些自身的特点。比如在阅读家谱凡例时，经常可发现一些无关编纂体例的文字搀杂其中。个别的家谱凡例，无关纂修体例的文字几乎占凡例的一半。如清戈维良等纂修的《［江苏常州］毗陵戈氏宗谱》（清光绪二十七年木活字本），其凡例中很大一部分即为礼仪、族规等内容。在现存不多的名家所修家谱中，或者是一些名门望族家谱里，极少出现这种情况。正因为大部分修谱者自身的局限，他们修谱更加强调实际的表达效果，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达意”即可，而不会介意表述的方式是否合乎传统的形式。由此，家谱中出现各种各样的行文格式，也就不足为奇。同时也正因为修谱者少读经书，所受传统文化的束缚较少，更容易接受或者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方法。上海崇明黄氏修谱时使用各种符号近十个，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家谱的这些特定的书写形式，就其本身而言，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这些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甚为简单，无论是字体大小、符号，还是空格、缺笔等，只要修谱前确定，撰写时只需按例遵行即可，易于掌握，便于遵行。而且阅谱之人也一看就懂，不存在晦涩难解的地方。其次，它们所用的对象大多为族中有“恶”一面的族人，按照“隐恶”的纂修原则，不可直接用文字书写，因此采用了一种迂回的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如用“△”代表不肖子孙，遇盗贼时行文中空一格，格式简单，意思明了，而且把原来谱例规定不得书入的“不肖子孙”和“盗贼”，通过这种方法反映在谱中，从技术上讲，切实可行。明清时期，宗族修谱盛行，纂修体例此时已定型，很难另辟蹊径。修谱之人因非专职文人，于是借鉴、抄袭其他家谱的编纂体例，无疑是一条便捷的途径。在同一地区，借鉴或者抄袭他谱体例的现象尤为显著。如乾隆间叶帝佐等纂修的《［浙江金华］金华天钟湖叶氏宗谱》（清乾隆木活字本）与宣统间傅元龙等修的《［浙江金华］双溪傅氏宗谱》（清宣统二年木活字），两部谱的凡例几乎相同，显然是后者借用了前者。清末裘宗汉纂修《［浙江绍兴］山阴裘氏宗谱》（清宣统元年思云堂刻本），径直指出“谱例遵高车头鲍氏宗谱删改摘录”，不加掩饰。家谱体例的抄袭、借用之风，无意间助长了这类书法的传播。

　　（三）

　　家谱的书法，古已有之。魏晋南北朝时的谱牒，就初具书法雏形。如《世说新语》注所引诸谱中，一般会记载被书对象的字、官爵及妇族，对不当官者称为“处士”。宋代欧阳修、苏洵所修纂的《欧阳氏谱》、《苏氏谱》中，有了一些简单的书法。欧阳修在“谱图”⑨中规定，凡有子就注“生几子”，后裔无考者，皆于名下注“阙”字。苏洵制订苏氏谱《谱例》⑩，无论是先辈还是平辈，在谱中都直书其名，所谓临文不讳，但又需在其祖、父之名上加“讳”字，略加区别；无官者，则注“不仕”两字。

　　欧、苏之后，家谱的书法随着编纂体例的严谨而不断地发展。原福建闽县人吴海所撰《吴氏世谱序》(11)中的凡例，对家谱的内容、排序的方法、族人入谱标准等均有叙述，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专用词语及书写格式，如对无子嗣者在其下直书“绝”字，迁居外地者写为“迁某所”。明代，私修家谱进入了兴盛期。特别到明嘉靖以后，家谱的编纂体例日渐完备，纂修者开始注重家谱的书法，诸如“配”、“续”、“侧室”、“适”、“字”、“继子”、“抚子”等词语被广泛地书于谱中，对家谱记载的范围和具体内容的编写顺序也有很多规定，同时一些特定的行文格式相继出现，很多表述方法创于此时，为后世所沿用。比如明葛文简纂修的《［安徽绩溪］绩溪积庆坊葛氏族谱》（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规定族人的生平简历撰写的内容及顺序是：“名下分注，先字及别号，次行实，次生娶卒葬，又次子女，示有序也。”此书法较之前代，更为具体细致。清代家谱中的族人简历，其内容顺序大体与此相同。明张宪等纂修《［安徽、江西］张氏统宗世谱》（明嘉靖十四年刻本）在制订编例时则严禁没有血缘关系的他姓入谱，云：“或蒙蔽宗族，乞养异姓，或以婿为子，以甥为嗣，凡此紊乱，谱不当收载。”对于出家为释道者，因其“改服减姓”，本名下书‘出家’”类似的条规，不胜枚举。

　　入清后，家谱纂修更加频仍，其书法也趋于成熟，更为严密。此时，专用词语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多的对象中使用，书写形式也愈加多样。例如对妻妾、死葬、生卒、男女、出妇、有嗣、无后、立继立爱等等的书法，都有明确的规定。有些书法，完全称得上繁琐。清祖国钧纂修的《［福建浦城］莲湖祖氏族谱》（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有关子女的记载就是如此，“凡有子女，必书其数，但已往及年老未能再生育者，则书生几子几女，若年未老现在有生育及再娶有妾媵者，则书生子几女几以别之”。“几子、几女”与“子几、女几”的文字顺序不同，包含的意思也是有差别的。清初，宋明理学在清政府的积极推行下，浸透于社会各个层面。宗族想通过家谱来达到收族目的的愿望有增无减。反映在纂修家谱的入谱人物问题上，“不书”的标准比明代更加严格。比如明代家谱中，对族人出家为僧道者收入家谱时或可见，没有全面禁入，个别家谱甚至有将异姓收入谱中的。清时，出家为僧道者则大多难以入谱，就是入谱，在书写格式上与普通族人也有差别；异姓入谱更是被视为篡宗乱宗，全无可能。再比如对改嫁之妇，明时书入谱中并不乏见，然而在清代的家谱中，除非她生有子，基本被排斥在外了。即使她有子嗣，以“子不可无母”的原因而载入，但会采用一种特殊的格式贬之。

　　民国时，随着封建王朝的崩溃，以及新制度的建立和社会意识的改变，过去一些陈旧的纂修条规已与时势相背离，从而促使家谱的记载范围和书写规则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对僧道、义子、赘婿、从事低下职业者等，部分家谱放宽了限制，准许入谱。对于女子，在女权兴起的背景下，为示男女平等，不少纂修者不再使用分等级、含贬意的字眼，取消了“配”、“续”、“妾”等的书法，同时以过去“妻用小书”的格式不合世界潮流，而“改用平列”。(12)旧谱所载的某些文献如圣谕、诰敕等，因皆属前朝旧物，民国时已不适用，也删除不载。对新生人口，则改用阳历记其生卒年月。“文字遇有显触现代忌讳者，亦修正之。”(13)在书写格式上，不再一仍旧例，“编中于旧式抬写体例完全避免，以其无关要义也”。(14)这一系列的改变，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但是也应看到，这些变化在数以万计的家谱中并不普遍，它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更多宗族纂修家谱仍然沿用以前的体例。

　　家谱是最有平民基础的历史文献。它的纂修体例，与其他史书相较，自有它的独到之处；而其中的书法，更具鲜明的家族文献特点。这些特点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形成的，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过去的一些书法已逐渐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而被遗弃；同样，适合于当今修谱的新书法也将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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