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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国”在何地?“东海”指何处?姜子牙,南阳宛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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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9 13:24: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吕宏庆 于 2016-8-19 13:2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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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焚书浩劫,致使先秦以前的好多史书被焚烧,因而,姜子牙的籍贯问题众说纷纭,争论不休,铸就了一桩历史疑案。

       古老吕国 位于南阳
       司马迁于公元前126年在南阳、颍川(今禹州市)实地考察三个月之后,在《史记·齐太公》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
       司马迁关于姜子牙故里的此一结论,可以概括为:姜子牙是古吕国东海岸的上等人士,即为高流名士。
吕国在什么地方?吕国的东海(岸)在什么地方?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篇中未回答这两个问题。
宋代史学家罗泌在其史著《路史》一书中,回答了吕国的来历,罗泌指出:在远古的蛮荒时代,河水遍地横流,古人无奈多居高地,住岩穴。所以,治水患,疏九河,平土地,建家园,这是中国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持续工程。姜子牙的始祖伯益是舜帝的重臣,司马迁在《史记·五帝》篇指出:“益主虞、山泽辟。”意即肯定伯益管治理山川树木和驯养野兽成绩突出,“助功水封吕”。
      《路史》一书中称南阳为 “三皇之世,郁郁华国”和“南北腰膂”之地。“膂”字,即“吕”字的古写字,脊骨之意。伯益“为虞心膂”,其意是:伯益是虞国舜帝心中的得力重臣。因此,舜帝论功行赏时,便将当时繁华的南阳作为封地,赐封于伯益立国,并赐国名为“膂”。这就是南阳古吕国的来历。
       其实,东汉王符的《潜夫论·志氏姓篇》中,早已明确指出古吕国在南阳西三十里处:“宛西三十里有吕城。”
东晋徐广的《史记音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公式水》、唐朝李泰的《括地志》、唐朝林宝的《元和姓纂》、《元一统志》、《明一统志》、《清一统志》、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南阳地区志》等等文献资料,皆笔出一语:认定古吕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三十里的董吕村。
       上世纪70年代,在镇平县发掘出许多地下文物,经河南省考古专家鉴定:镇平县出土的文物,均属于吕国时代留下的文物。因此,得出如下结论:镇平县属于吕国的管辖之地。
       吕国,既然定案于在今日南阳市以西三十里的地方,所以,释解姜子牙的祖籍地时,一、不能回避司马迁关于“姜子牙的始祖被分封于吕国”的界定。二、不能回避司马迁关于“姜子牙的始祖本姓姜,因从其封姓故曰吕尚”的界定。三、不能回避(吕)尚其后苗裔也,即吕尚是姜姓直系后裔的界定。四、不能回避姜子牙“东海上人”之说。概括为一句话:不能回避姜子牙出生地吕国东海(岸)上人之说。

       籍贯之争 古已有之
       中国其他各地在论及姜子牙祖籍地时,面对姜子牙先祖封于吕国和姜子牙“东海上人”之定论这一实质问题而哑言,避而不谈。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篇中,为什么不直白地遣用姜子牙吕国人,即南阳人之说,而遣用吕尚“吕国东海上人”之说呢?不仅中国的日照县、卫辉市等地学者争姜子牙是自己地区的历史名人,古时的南阳地区也有三个地方的百姓激烈争姜子牙这位历史名人:
       司马迁在南阳地区考察近三个月时间,他在南阳地区收集到许多关于姜子牙的故事。当然,司马迁要询问当地的南阳人(即夏人),姜子牙到底是吕国哪一个地方的人氏。当时南阳百姓对姜子牙的出生地有三个说法。
1.姜子牙生于古吕国董吕村,即今日南阳市卧龙区王村乡董吕村。理由:古吕国的首府在董吕村。董吕村有一通《姜子牙故里》碑。此碑在上世纪60年代推倒修水库用了。
2.姜子牙生于西峡县九湾村。理由:姜子牙在外地经商时,受到当地的街霸排挤而回到家乡九湾村,从事竹业编织生意。
3.姜子牙生于镇平县鄂营村。理由:
       镇平县鄂营村老百姓自古至今有不修庙敬神这一传统风俗习惯。鄂营村老百姓振振有词:周朝立国之后,元始天尊特敕命姜子牙为封神之主,位高诸神之上。镇平县鄂营村乡民不建太公庙。理由:姜子牙为众神之主,他同各家之神不属一个级别。如果姜子牙的故里也建太公庙,姜子牙之尊便与那众神不是沦为一伍了吗?鄂营村乡民不建姜太公庙,整个南阳地区也未建过姜太公庙。
       秦岭海东海岸地区就是今日南阳市西部地区的上述三个县所在地,因此,司马迁便遣用了“姜子牙吕国东海之人”之说。
       今日的南阳人,也应该认同司马迁的姜子牙是吕国东海上人说,即姜子牙是南阳宛西人氏之说。吕国的地理位置确定下来了,“东海岸”在吕国的什么地方?

      七大证据 解读“东海”
       司马迁所言的“吕国东海”,不是今日中国东部黄海、渤海东部的那个东海,而是一个陆地名字,它有其真实的地理位置所在。西峡、淅川、内乡一带,在远古时代,有明显的海岸遗迹,所以,古人称此地区为东海岸。近现代人们通过地质演变考察以及史学研究,证实南阳市以西地区在5亿年以前,就是秦岭海的东海岸。
      (一)地理学家认定:远古时代人们称今日南阳市以西地区为“秦岭海东海岸”
因地壳变动,秦岭海海底隆起而初步形成的秦岭山脉和伏牛山脉还未彻底成熟,秦岭东麓和伏牛山南麓地区,即秦岭海东海岸一带——今日南阳市以西地区仍保留着秦岭海东海岸的遗迹。在先秦时代的先人们,便称此地区为“东海岸”。
        地理学家马宗林研究认定:在远古时代,即5亿年以前,南阳市以西地区位于秦岭海东海岸一带。马宗林教授指出:从地质演变遗留下的痕迹和《吴越春秋》一书中可以知道,在秦岭山脉未形成以前,远古时代的秦岭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外国地理学专家称这个海叫“特蒂斯海”。中国地理学家称这个海叫“秦岭海”,也称“秦岭洋”。秦岭海是个内陆海,其西海岸在今甘肃省张掖县一带,东海岸在今南阳地区以西地区,南海岸在今汉中地区,北海岸在渭南地区。
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南阳地区和颍川地区逗留考察3个月时间,他当然知晓南阳以西地区有“东海岸”之称。
申、吕两国即为东海岸一带的两个诸侯国,即今日南阳境内的两个诸侯国,由此:司马迁所言姜子牙吕国东海上人,即今日的南阳宛西人。“上人”,即上等高流名士之人。
       (二)越王勾践与谋臣文种皆自称“东海岸”人氏
        东汉史学家赵晔的《吴越春秋》一书中,记载下了越王勾践与谋臣文种二人,向吴王夫差跪拜称臣时,皆自称“东海贱臣”此一史实:
       《吴越春秋·夫差内传第二》篇中指出:文种出使吴国向吴王夫差跪拜时自称“东海役臣勾践之使者种”。
       《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第三》篇中指出:越王勾践向吴王夫差跪拜叩首时自称“东海贱臣勾践,上愧皇天,下负黄土”……
        对此,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孙作云这样解读:
越王勾践是夏朝开国君主夏禹的后裔。夏朝君主少康的庶子无余受封于会稽,建立越国。夏朝的都城首先建立于今日邓州。无余是在邓州受封于会稽建立越国的。所以,越王勾践当然知道他的直系先祖无余的祖籍,在(秦岭海)东海岸地区,即今时南阳宛西一带地区。
        越王拜见吴王夫差时,如若自称 “越王勾践”,文种拜见吴王夫差时,如若自称“越国上大夫文种”,越国国君与谋臣在青史上将会留下向吴国俯首称臣的劣迹,有辱中原霸主的尊位,因此借用祖籍来自称。
       (三)南阳市西部地区至今仍保留秦岭海东海岸的地质痕迹
当代地理学专家对河南省南阳市西部地区的地质演变考察,也认定此地区为远古秦岭海的东海岸地区。
中国地质学院院长、联合国世界地质公园评审委员会委员赵逊讲道:“在5亿多年以前,今日秦岭山脉地区和伏牛山脉地区是一片汪洋大海,这个海叫秦岭海,它是个内陆海。伏牛山南麓地区是秦岭海的东海岸……秦岭海东海岸此一地区的地质演变历史保存非常完整。可以说,伏牛山是中华大地的‘脊梁’。”
西汉时代距今已有2200多年。时至今日,赵逊教授还能清晰地观察出秦岭海海底隆起而造就秦岭山脉和伏牛山山脉的地壳痕迹,那2200多年前的西汉时代的南阳市以西地区的秦岭海东海岸的遗迹,当然比今日看到的东海岸的痕迹更要清楚。所以,司马迁当时称南阳以西地区为东海岸地区,完全是顺理成章之事。
      (四)南阳市以西地区原为秦岭海东海岸的又一个铁证浮出地面
2005年,在淅川县大石桥乡虎头山一带,发现一个面积达20多平方公里的石燕化石群。该石燕化石群面积之广,规模之大,石燕化石的清晰明显度,在国内均属罕见。淅川县石燕化石群的发现,就是赵逊关于伏牛山南麓位于秦岭海东海岸此一结论的生动佐证。
       高级地质工程师苏克显对淅川县石燕化石群的地质鉴定意见:淅川远古石燕化石存在于上古世界石炭系地层中。石燕化石群在淅川县境内发现,这就证明当年这里是秦岭海东海岸边的浅海地区。石燕是一种腔足动物。因造山运动致使石燕变成化石。
       高级地质工程师邓功举讲述石燕化石群被发现的重大地质价值:“陆地上的化石群称陆相化石。因造山运动致使大海中的动物变成的化石称海相化石。海相化石又分深海相化石和浅海相化石。深海动物化石称为深海相化石。浅海边的动物化石称为浅海相化石。淅川县发现的石燕化石群属于浅海相化石。以淅川县境内发现大量属于浅海相化石的石燕化石群的地质资料,由此可以证明:淅川县、西峡县、内乡县一带在远古时代位于秦岭海东海岸边。这就是南阳市以西地区远古时代有‘东海’岸之称的地质依据。”
       淅川县与内乡县是近邻相接的两个县。闻名全国的内乡县宝天曼旅游区的许多山壁上,也显露出了许多千姿百态的石燕化石群。淅川县和内乡县这么多石燕化石群的显现,充分证明南阳市西部的淅川县、内乡县、西峡县,在几亿年之前,同处于秦岭海东海岸边。
      (五)中国古代东部海域中没有“东海、黄海、渤海”之分,只标出一个海字
        近代之前,中国东部海域中没有东海这个名字。中国在古代社会的东部海域中也没有标出黄海、渤海、东海之名称。战国时代中国的海域地图,中国东部海岸以东海域只标明一个“海”字。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中国东部海域才划分出了渤海、黄海、东海。今日的东海位于渤海、黄海以东的海域中。中国在近代之前的海域中没有东海这个名称,由此可以肯定,司马迁言称“姜子牙吕国东海上人”之说中的东海,绝对不是今日中国东部海域中的东海。
因为,中国在古代社会时期,中国东部海域还未划分黄海、渤海、东海,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介绍中国东部地区的历史概况,也就是介绍姜子牙的家史时,除了《史记·齐太公》篇中,司马迁遣用了“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句中的“东海”一词之外,在其他文中,从未使用过“东海”这个名字。遣用的仅是“东至于海”、“东渐于海”、“隐于海滨”、“东到海”、“迁康公海滨”等语,司马迁著文用语,极为严谨。
请细读司马迁的遣词用语的严谨性。
《史记·五帝》篇:“东至于海,登九山,及岱宗(即泰山)。”
《史记·五帝》篇:“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
《史记·齐太公》篇中姜子牙为逃避纣王杀戮,便东逃今日山东隐居:“吕尚处士,隐海滨。”
《史记·齐太公》篇中讲述周公授予姜子牙的征兵权:“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到无棣,王侯九伯,实得征之。”
《史记·齐太公》篇中讲述田和夺得齐国政权之后,没有杀掉姜子牙的第十九世嫡孙康公吕贷,强迫其全家迁到海边居住(即今日的日照县):“迁康公海滨。”
显而易见,如果姜子牙“东海上人”之说中的“东海”,是今日中国东部海域中的“东海”,司马迁上文讲述姜子牙的家史时,绝不会遣用以上如“东渐于海”、“迁康公海滨”等语。
(六)《山海经》一书,更为明显地指明南阳市以西地区为秦岭海东海岸
史学兼地理学专著《山海经·海外东经》篇,也指明秦岭山脉东麓和伏牛山脉南麓,原先位于秦岭海东海岸。
中国古代先人根据秦岭山脉和伏牛山脉的地质遗迹特征,认定很久以前,秦岭山脉和伏牛山脉原是一个大海。
近代,中国地质学专家才界定出秦岭山脉和伏牛山脉地区原为秦岭海。
近代,世界地质学专家,也界定秦岭山脉和伏牛山脉地区原为特蒂斯海。
在中国远古原始时代,中国没有文字,也没有像今日这样的区域划分出许多地名,如省、地、县、乡、村、庄等地名。因而,西汉学者刘歆撰著中国原始社会各氏族部落的历史和自然地理时,他只好设计著书框架是:一、以大海(即秦岭海)和大山(即伏牛山脉)为坐标,记述居住大海四周和大山境内境外36个氏族的历史简况和自然地理。二、根据各氏族部落的特点,署名为不同的“国号”,如:大人国、君子国、黑齿国、毛民国等。三、《山海经》的内容撰写各个大山的自然环境及其各类动物、植物。四、《山海经》的内容撰写秦岭海各海岸附近各个氏族部落的历史与自然地理时,设立标题为“海外南经”、“海外东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撰写秦岭海各海岸以远地区的各个氏族的历史和自然地理时,设立的标题为:“大荒东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大荒南经”等等。
“经”字,在此处则指方向之意。“海外东经”,即指秦岭海东海岸附近地区。“大荒东经”,即指秦岭海东海岸以东以远地区。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篇中的“东海”,与刘歆的《山海经》中的“海”,指的是同一个“秦岭海”,而不是今日中国海域中的那个“东海”。
(七)历史学家考证认定南阳以西地区为秦岭海东海岸
孙作云,原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誉满全国的《楚辞》专家。他通晓先秦历史。他著有《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
孙作云教授就《山海经》一书解读如下:
甲、《山海经》中的“海”,指的就是秦岭海。秦岭海的东海岸位于今日秦岭山脉东麓和伏牛山脉南麓。其西海岸位于甘肃省张掖县一带。其北海岸在陕西省渭南一带。其南海岸位于陕西省汉中一带。
乙、《史记·齐太公》篇中的“东海”,指的应是秦岭海的东海岸,就是今日南阳以西地区。
《海外东经》篇首句:“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译文:“陬(zōu,邹),山脚。”此句为:秦岭海的东海岸位于秦岭海的东南脚至东北脚,即秦岭东麓与伏牛山南麓一带地区。此地正好就是今日南阳以西地区。
有何为证:《海外东经》中的第一个国家(部落):“ 公式(jiē,接)丘”篇中写道:“在尧葬东。”译文:帝尧葬于东海岸地区。如果否定《海外东经》就是指的秦岭海东海岸之说,难道帝尧葬于中国东部海域中吗!
《山海经·海内经》卷中的首篇。“朝鲜,天毒”一文中写道:“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译文:“东海海域,靠近北海的一角,有朝鲜和天毒两个国家。两国居民都生活在东海岸边上,居民相互爱抚。”这个“朝鲜国”和“天毒国”不是今日那个位于中国东部朝鲜半岛上的朝鲜,而是秦岭海东海岸和北海岸之间的两个国家。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篇中,姜子牙“东海上人”的“东海”,就是刘歆《山海经·海内经》篇中的“东海之内,北有国名朝鲜、天毒”句中的“东海”。其理由:一、中国古代海疆图中,中国东部海域图中,只有一个“海”字的标记。二、刘歆生于公元前53年,亡故于公元23年。刘歆的《山海经》一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8年至公元前25年之间。《山海经》成书之时,司马迁已经去世,由此可以断定,司马迁的“东海”与刘歆书中的“东海”,是一个地理概念。三、公元前59年,朝鲜《三国史记·东明王》篇中,首次遣用“东海”这个海名,即是说,中国东部海疆中第一次出现“东海”这个名字。此时,司马迁已亡故。由此可以肯定,司马迁《史记·齐太公》篇中,姜子牙“东海上人”句中的“东海”,就是《山海经》中的那个“东海”,而不是朝鲜《三国史记·东明王》篇中的“东海”,只能是秦岭海东海岸的那个“东海”,只能是《山海经·海外东经》篇中所讲的秦岭海“东南陬至东北陬”一带的东海岸地区,即今日南阳市以西地区。《海外东经· 公式(jiē,接)丘》篇中,有“在尧葬东”,即尧帝葬在东海岸边。如果否定姜子牙“东海上人”的东海为南阳以西地区的地名之说,难道尧帝葬于今日的朝鲜国吗?由此可以肯定:“东海上人”之说的‘东海’,只能秦岭海“东南陬至东北陬”一带的东海岸地区。
同属于西汉时代的司马迁与刘歆二人,都著书称南阳市宛西地区是秦岭海东海岸地区的结论,与今日的地理学专家赵逊的结论相一致,这就再次证明在西汉时代,即2000多年之前的南阳市宛西地区的秦岭海东海岸的遗迹,非常清晰可见。
丙、西汉时代,中国东部沿海区域中,没有东海这个名称,当时,中国海疆图,只标明一个“海”字,所以,齐国大将田和夺去齐国政权之后,逼迫齐国国君姜子牙的第十九世嫡孙吕贷一家迁往山东省东部海滨。司马迁《史记·齐太公》篇中,记述此一史实时,没有遣用东海这个名称,而是写道:“十九年,田常曾孙田和始为诸侯,迁康公(指吕贷)海滨。”司马迁《史记·齐太公》篇的句首,言称姜子牙“东海上人”,而篇尾却写“迁康公海滨”,而未写迁东海海滨,显而易见,句首中的“东海”,不是今日中国东部海域中的那个“东海”,而指的是“秦岭海”东海岸地区,即南阳以西地区。
孙作云教授向其弟子们讲:中国远古时候的东海,即指秦岭海以东地区,它不是一个海,而是秦岭海以东的陆地名称。因而,将《史记·齐太公》篇中的“东海”,视为今日山东之滨的东海,这是一个错误。因而,将姜子牙指定为今日山东之滨的东海人,这也是一个大错误。
最后,孙作云教授讲:“司马迁著书的遣词派字,言之有物,非常严谨。所以,司马迁的姜子牙‘东海上人’之说的‘东海’,只能是指秦岭海东海岸地区,即,今日南阳城以西地区的镇平县、内乡县、西峡县、淅川县等地。”
孙作云教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选》——《史记·齐太公》篇中时,强调指出:一、司马迁所言姜子牙吕国人,此一吕国在今日河南省南阳城以西三十里的地方。二、司马迁所言姜子牙是吕国东海上人的东海,不是今日中国东部海域中的黄海、渤海以东海域中的那个东海,而是指今日南阳城以西地区的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西峡县等一带地区。此四县又称“宛西地区”,因此,孙作云认定:姜子牙为南阳宛西人。(南阳日报/李保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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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0 17:02:24 | 显示全部楼层
  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梅溪经宛西吕城东。”梅溪即如今的潦河,它是卧龙区和镇平县的界河,潦河以东为卧龙,潦河以西为镇平。潦河在“吕城东”,吕城就应该在潦河以西的镇平县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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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1 09:13:27 | 显示全部楼层
吕忠平 发表于 2016-8-20 17:02
  而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梅溪经宛西吕城东。”梅溪即如今的潦河,它是卧龙区和镇平县的界河, ...

潦河以西还是卧龙区管辖,青华镇、王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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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6 00:08:5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来吕国就在南阳啊,涨知识了
湖北省随州市吕氏宗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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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6 18:45: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吕启发 于 2017-6-26 18:50 编辑

伯夷古吕国
山西吕国  南阳吕国  新蔡吕国
1.山西古吕国:即伯夷吕国,位于山西南部伯夷的封地--吕梁山南部,黄河流域与汾河流域交汇的地区。
2.南阳古吕国:周宣王时期,周宣王立志中兴周王朝,大力经营南蛮、百濮、荆楚和淮夷,改封吕侯为甫侯,将吕国和申国从山西南部迁到河南的南阳一带,镇守南方。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地理志》云:“申在南阳宛县,申伯国也,吕亦在宛县之西也。”《括地志》确切指出南阳吕国在“南阳西三十里”。
3.新蔡东吕国:山西伯夷古吕国南迁南阳之后,到周幽王时期,申、吕的国势渐弱。春秋初年,楚国强盛,向北吞并汉水流域诸国。公元前688年,吕与申、缯等被楚文王所兼并,楚王将南阳吕国族人东迁至今河南新蔡西南,建立了一个小国,为楚国附属,史称东吕国,以区别于南阳之吕国。后来,东吕国被宋国所兼并,继而又沦为陈的属地,陈被楚灭,其地则归了楚。楚平王时,令蔡平侯复国(蔡国曾为楚灵王所灭),蔡平侯将蔡国从上蔡迁至东吕国故地,该地遂改名新蔡。

伯夷,炎帝的后裔。共工氏重孙伯夷,是帝颛顼之师,帝尧时辅政,掌管礼仪,帝舜时正式任命他为秩宗。禹代行天子之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的心腹之臣。为嘉奖伯夷,帝舜晚年重新赐伯夷的祖姓-- 姜,因伯夷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帝舜封伯夷于吕地为吕侯。伯夷的后代,吕与申,皆为四岳部族之后,是姜姓的重要分支。

伯夷古吕国:伯夷协助大禹治理黄河水患有功,被“封于吕”。在全中国的地形图里能够被称为“吕地”的,只有吕梁山了,吕梁山的名称和地形特征与“吕地”真乃天作之合!并且,伯夷协助大禹在此治水立了大功,因此舜帝将伯夷封在此地是理所当然的事。伯夷既然治水有方,让伯夷的后代守在此地继续治理黄河水患,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伯夷协助大禹治理黄河水患的地区:主要在吕梁山地区南部,以及黄河流域与汾河流域交汇的地方,范围相当广阔。当时的情况是,在吕梁山地区南部,黄河干流由于两边的山塌方,造成规模巨大的泥石流把黄河干流堵死了,黄河干流上游形成超级堰塞黄泛区,灾情非常严重。禹的父亲用堵的方法去对付堰塞黄泛区四处泛滥的洪水,结果越堵越严重,舜帝就把他杀了,然后让他的儿子禹继续去治理黄河水患。大禹在伯夷协助下,用疏导的方法泄洪,成功把黄河水患治理好了。伯夷因此立了大功,被舜帝封于吕地为吕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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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4 17:04:30 | 显示全部楼层
“ 秦始皇的焚书浩劫,致使先秦以前的好多史书被焚烧”  ,此句是有严重问题的,建议删除!

王立群,河南大学教授:焚书坑儒”说法有误 只有少数人知道。

秦始皇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麽概念?就相当於今天的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於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王充: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

郑樵: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

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覩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秦不绝儒学论》)

朱熹: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朱彝尊:秦本坑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

刘大櫆:“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焚书辩》)

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斯能为此谏而又议烧〈诗〉、〈书〉者,烧天下之私藏耳,盖犹有在官者”,泷川与之暗合。皆不知〈朱子语类〉卷一三八已曰: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光氏又谓:刘大槐〈焚书辨〉殆得其实,宋萧参〈希通录〉已发此意,而皆未据〈乐书〉为说。萧书犹见于〈说郛〉卷一七、〈续百川学海〉甲集等,于烧书仅引“前辈”之说;其“究极”而辨者,乃在坑儒,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

刘师培《左庵集》卷三〈六经残于秦火考〉谓“民间所存之经亡于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于项羽之火”,萧何所收“图书”,即〈张苍传〉“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之“图书”,非“六艺”也。窃意刘氏言过。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周鼎铭跋》:“举凡锋矛刀剑,无不有铭。自秦销金洛阳,厉禁所至,为段治改煎,殆不可胜数。世徒惩秦燔《诗》、《书》之祸,不知销金为祸之益烈也!”

陈恭尹《读〈秦纪〉》云:“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果若王、赵以至刘、逢之说,则百家杂碎,初未从火,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三诗为无的放矢也。

袁宏道《经下邳》云:“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

康有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祛其伪妄者,岂不异哉!

朱彝尊《秦始皇论》云:“盖吾观于始皇之焚诗书而深有感。于其际也,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子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纶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呜呼,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者焚之也。”[7]

吕思勉: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梁启超:“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即不然,袭当时纵横家余唾,揣摩倾侧,遇事风生;即不然,如叔孙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荣。凡若此辈,皆何足惜!要之当时处士横议之风,实举世所厌弃。虽其志节卓荦,道术通洽之士,亦较他时代为特多,然率皆深遁岩穴,邈与世绝矣。其仆仆奔走秦廷者,不问而知其为华士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
鲁迅: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章太炎: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 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
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
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柏杨《中国人史纲》:赢政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白寿彝《中国通史》: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

何兹全:秦始皇焚书,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

王充,东汉信仰儒学的哲学家:“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

郑樵,宋代史学家:秦时未尝废儒学,秦时未尝不用儒学与经学。“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不过坑一时议论不合者,非实儒也”,“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所谓诗书之焚,乃学者自焚也,非秦皇之过也。(《秦不绝儒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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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始皇的焚书浩劫,致使先秦以前的好多史书被焚烧”  ,此句是有严重问题的,建议删除!

王立群,河南大学教授:焚书坑儒”说法有误 只有少数人知道。

秦始皇的确坑了一些人,不过那只是些方士,或称术士。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中,从未提起过“坑儒”二字。且司马迁与汉武帝年龄相仿,按最迟计算(汉武帝崩于公元前87年),司马迁距离焚书坑儒发生的时间,最远不过120多年。120年的时间跨度,是什麽概念?就相当於今天的2012年到1896年(清光绪年间)的跨度。司马迁从十多岁起,就开始遍游中国,二十三岁的时候,其父司马谈去世,司马迁就已经接任其父的职务,担任汉太史令了。如果从司马迁20岁开始算起(-147年),距离焚书坑儒(-212年)的时间跨度,不过65年而已。即相当於2011年往前推65年(相当於中华民国时期的1946年)。在这样一个狭小的时间跨度之内,以司马迁的学识和所处高层的地位,焚书坑儒这样大的事件,不可能不清楚。

王充: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

郑樵: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

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覩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秦不绝儒学论》)

朱熹: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朱彝尊:秦本坑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

刘大櫆:“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焚书辩》)

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斯能为此谏而又议烧〈诗〉、〈书〉者,烧天下之私藏耳,盖犹有在官者”,泷川与之暗合。皆不知〈朱子语类〉卷一三八已曰: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光氏又谓:刘大槐〈焚书辨〉殆得其实,宋萧参〈希通录〉已发此意,而皆未据〈乐书〉为说。萧书犹见于〈说郛〉卷一七、〈续百川学海〉甲集等,于烧书仅引“前辈”之说;其“究极”而辨者,乃在坑儒,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

刘师培《左庵集》卷三〈六经残于秦火考〉谓“民间所存之经亡于秦火,而博士所藏又亡于项羽之火”,萧何所收“图书”,即〈张苍传〉“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之“图书”,非“六艺”也。窃意刘氏言过。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六《周鼎铭跋》:“举凡锋矛刀剑,无不有铭。自秦销金洛阳,厉禁所至,为段治改煎,殆不可胜数。世徒惩秦燔《诗》、《书》之祸,不知销金为祸之益烈也!”

陈恭尹《读〈秦纪〉》云:“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果若王、赵以至刘、逢之说,则百家杂碎,初未从火,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三诗为无的放矢也。

袁宏道《经下邳》云:“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

康有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自两生外,鲁诸生随叔孙通议礼者三十余人,皆秦诸生,皆未尝被坑者。其人皆怀蕴六艺,学通《诗》《书》,逮汉犹存者也。然则以坑儒为绝儒术者,亦妄言也。 汉制「郡国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犹因秦制也。夫博士既有守职之藏书,学者可诣吏而受业,《诗》《书》之事,尊而方长,然则谓「秦焚《诗》《书》,六艺遂缺」,非妄言而何?然而二千年之学者遂为所惑,虽魁儒辈出,无一人细心读书,祛其伪妄者,岂不异哉!

朱彝尊《秦始皇论》云:“盖吾观于始皇之焚诗书而深有感。于其际也,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又从子之徒,素以摈秦为快。不曰‘嫚秦’,则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则曰‘无道秦’。所以诟詈之者靡不至。六国既灭,秦方以为伤心之怨,隐忍未发,而诸儒复以事不师古,交讪其非。祸机一动,李斯上言,百家之说燔,而诗书亦与之俱烬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习闻仁义之说,岂必以焚诗书为快哉!彼之所深恶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纶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呜呼,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陷于禽兽;其发也,至合圣人之书烬焉。然则非秦焚之,处士横议者焚之也。”[7]

吕思勉: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他实行了。把关涉到社会、政治问题的“诗、书、百家语”都烧掉,只留下关系技术作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涉及社会、政治问题的,所许学的,只有当代的法令;有权教授的人,即是当时的官吏。若认为始皇、李斯此举,不合时代潮流,他们是百口无以自解的,若认为有背于古,则实在冤枉。他们所想回复的,正是古代“政教合一,官师不分”之旧。古代的情形是如此,清朝的章学诚是发挥得十分透彻的。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

梁启超:“二事同为虐政,而结果非可以一概论。坑儒之事,所坑者咸阳四百余人耳。且祸实肇自方士,则所坑者什九皆当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左道欺罔,邪谄以易富贵,在法宜诛也。即不然,袭当时纵横家余唾,揣摩倾侧,遇事风生;即不然,如叔孙通之徒,迎合意旨,苟以取荣。凡若此辈,皆何足惜!要之当时处士横议之风,实举世所厌弃。虽其志节卓荦,道术通洽之士,亦较他时代为特多,然率皆深遁岩穴,邈与世绝矣。其仆仆奔走秦廷者,不问而知其为华士也。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也。”
鲁迅: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

章太炎:秦焚《诗》、《书》、百家语在人间者,独博士如故,将私其方术于已,以愚黔首。故叔孙通以文学征,待诏博士;而陈胜之起,诸生三十余人得引《公羊》“人臣无将”以对。(郑樵、马端临说,实本《论衡》。《论衡?正说篇》曰:“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从其说。)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见《论衡?书解篇》)孟子徒党虽尽,其篇籍得不泯绝。(《孟子题辞》) 余以为工程师地法令者,自《秦纪》、《史篇》(秦八体有大篆,不焚《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窃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然而文学辩慧单于人心,上下所周好,虽著令,弗能夺也。
后李斯者,汉初挟书之令未多,然娄敬以戍卒晚路,上谒高帝,亦引《大誓》为征。汉之法令弗能绝也。
若其咸阳之坑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卢生故,恶其诽谤,令诸生传相告引。亦由汉世党锢之狱,兴于一时,非其法令必以文学为戮。数公者,诚不以抵禁幸脱云。

柏杨《中国人史纲》:赢政大帝虽然焚毁儒书,目的只在限制崇古思想的传播,对儒家学者,仍继续保留他们的职位,而且继续鼓励他们研究。

白寿彝《中国通史》:秦始皇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集权政治,反对是古非今,打击方士荒诞不经的怪谈异说。

何兹全:秦始皇焚书,是当时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斗争的结果,它所体现的是在政治上代表进步的人对代表反动的人的打击。

王充,东汉信仰儒学的哲学家:“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圣人之全经犹存。”

郑樵,宋代史学家:秦时未尝废儒学,秦时未尝不用儒学与经学。“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不过坑一时议论不合者,非实儒也”,“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所谓诗书之焚,乃学者自焚也,非秦皇之过也。(《秦不绝儒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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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4 17: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吕国”在何地?“东海”指何处?姜子牙,南阳宛西人》  此文有失史实,建议删除!

伯夷古吕国


山西吕国  南阳吕国  新蔡吕国

1.山西古吕国:即伯夷吕国,位于山西南部伯夷的封地--吕梁山南部,黄河流域与汾河流域交汇的地区。

2.南阳古吕国:周宣王时期,周宣王立志中兴周王朝,大力经营南蛮、百濮、荆楚和淮夷,改封吕侯为甫侯,将吕国和申国从山西南部迁到河南的南阳一带,镇守南方。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地理志》云:“申在南阳宛县,申伯国也,吕亦在宛县之西也。”《括地志》确切指出南阳吕国在“南阳西三十里”。

3.新蔡东吕国:山西伯夷古吕国南迁南阳之后,到周幽王时期,申、吕的国势渐弱。春秋初年,楚国强盛,向北吞并汉水流域诸国。公元前688年,吕与申、缯等被楚文王所兼并,楚王将南阳吕国族人东迁至今河南新蔡西南,建立了一个小国,为楚国附属,史称东吕国,以区别于南阳之吕国。后来,东吕国被宋国所兼并,继而又沦为陈的属地,陈被楚灭,其地则归了楚。楚平王时,令蔡平侯复国(蔡国曾为楚灵王所灭),蔡平侯将蔡国从上蔡迁至东吕国故地,该地遂改名新蔡。


伯夷,炎帝的后裔。共工氏重孙伯夷,是帝颛顼之师,帝尧时辅政,掌管礼仪,帝舜时正式任命他为秩宗。禹代行天子之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的心腹之臣。为嘉奖伯夷,帝舜晚年重新赐伯夷的祖姓-- 姜,因伯夷协助大禹治水有功,帝舜封伯夷于吕地为吕侯。伯夷的后代,吕与申,皆为四岳部族之后,是姜姓的重要分支。

伯夷古吕国:伯夷协助大禹治理黄河水患有功,被“封于吕”。在全中国的地形图里能够被称为“吕地”的,只有吕梁山了,吕梁山的名称和地形特征与“吕地”真乃天作之合!并且,伯夷协助大禹在此治水立了大功,因此舜帝将伯夷封在此地是理所当然的事。伯夷既然治水有方,让伯夷的后代守在此地继续治理黄河水患,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伯夷协助大禹治理黄河水患的地区:主要在吕梁山地区南部,以及黄河流域与汾河流域交汇的地方,范围相当广阔。当时的情况是,在吕梁山地区南部,黄河干流由于两边的山塌方,造成规模巨大的泥石流把黄河干流堵死了,黄河干流上游形成超级堰塞黄泛区,灾情非常严重。禹的父亲用堵的方法去对付堰塞黄泛区四处泛滥的洪水,结果越堵越严重,舜帝就把他杀了,然后让他的儿子禹继续去治理黄河水患。大禹在伯夷协助下,用疏导的方法泄洪,成功把黄河水患治理好了。伯夷因此立了大功,被舜帝封于吕地为吕侯。

大禹治水,其中的一项大工程就是开凿吕梁以疏水,伯夷佐禹治水有功,更应该解读为伯夷带领族人都参与了大禹治水,参与了开凿吕梁,疏导黄河水患的大工程。

后世的一些文史资料记载伯夷受封的“吕地”是在河南南阳,这是误传。因为虞夏之际(伯夷被封于吕),从年代上可以确定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期,吕国山西的封地在周王朝建立之前已经存在了约1000年时间。而吕尚佐周武王灭商,已经是1000年后的公元前1046年了。西周中期,周王朝为了防备南面南蛮和逐步强盛起来的楚国的侵扰,周宣王让四岳之后的吕伯和申伯将吕国和申国从山西南迁至宛,即今河南南阳,建立吕、申两个方国。也就是说,南阳吕国的历史,也就是在公元前800年左右才开始书写的事情,南阳吕国出现的时间是在周宣王时期,这和伯夷佐禹治水有功封吕的事情没有一点关系。(本段资料来源:吕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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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4 17:13:18 | 显示全部楼层

《“吕国”在何地?“东海”指何处?姜子牙,南阳宛西人》  此文通篇有失史实,建议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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